杨之光下笔稳、狠、准,所画毛主席都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认同。这幅《激扬文字》就是其优秀作品。
黄胄也画毛主席,最有名的是《日夜想念毛主席》,但画的却不是毛主席,而是少数民族同胞骑在毛驴上弹琴。
张演钦
广东人文艺术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理事
艺术上的比,最是“人比人气死人”。所谓“武无第二,文无第一”,遭到贬抑而难以辩明的时候,文人恨不得成为武夫,跳出来和人决斗,只盼分出个高低来,死不足惜;遇到表扬的时候,也借来一用,标榜谦虚,以增身价。之前我认为杨之光比黄胄高,得到一些人的认同,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由于观点明确,便和“文无第一”的古训不合;但这又的确是我的直接观感,要改,岂不成了“违心主义者”?
艺术比较,无非是技术和格调。先说技术。毫无疑问,两人都是造型高手。大家知道:黄胄最出名的是画驴子,杨之光最出名的是画毛主席。当年杨之光画毛主席,画的不是人,是神,全国人民都熟悉,因此对造型的要求最高,分毫不能闪失。杨之光所画毛主席都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认同。和那个年代的大部分画家一样,黄胄也画毛主席,但似乎没有名作。最有名的是《日夜想念毛主席》,画的却不是毛主席,而是少数民族同胞骑在毛驴上弹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明是一笔可以完成的造型,黄胄偏偏要用好几笔去塑造,结果就像木匠挥刀一样,有木屑乱飞之感。试想:黄胄该如何用这样的“刀”去“碰”毛主席的脸呢?
值得一说的是,绘画不仅仅讲究造“型”,还讲究造“境”,就是对场面和氛围的塑造。去年12月《美术》杂志刊登了几幅黄胄的巨幅作品,广袤的草原和成千上万的牲口,奇迹般地展现在眼前,令人感叹黄胄对庞大、复杂场景的把握和塑造能力。以国画材料写实地表现宏大场景,这是黄胄的看家本领。国画表达能拥有“史诗性”或“纪念碑性”,黄胄是重要推手。
再说格调。艺术语言需要提炼、提纯,一笔能够解决掉的问题,绝不二次出手。杨之光便是如此,下笔稳、狠、准。而黄胄则“木屑”乱飞。所以,杨之光的画面比黄胄的清丽、干净、凝练。当然,黄胄的画面也因此比杨之光多了些苍辣、浑厚——不过有时候浑厚容易滑入浑浊。由此,黄胄的格调大受影响。黄胄再好的画看上去也像草图,而杨之光连草图也像作品。“毛主席在农讲所”,草图杨之光画了好几幅,每一幅都是完整的“创作”。技术影响格调,明人董其昌早就有所论述,如他提倡侧锋作画,为的是得其“秀俏”。
不过,国画最讲究的不是造型,造型太准反而碍事,“不似欺世,太似媚俗”。还有,国画讲究的是“诗性”而不是“史诗性”,带点“史诗性”的《清明上河图》还被讥为“匠作”。但比较黄杨,不说这些,其他可以谈的还能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