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春彦 1941年生，画家、美术评论家，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网》专栏作家、专家，上海中国画院高级画师
因为一篇不点名的批评文章，谢春彦被画家范曾状告法庭，一番纠结过后，他感慨地对采访者说———中国文人骂不得呀！
傅小平(以下简称傅)：刚刚告一段落的“范郭之争”，你因发表在《文汇报》上的署名文章《钱，可通神，亦可通笔墨耶》牵扯其中。暂且搁开事件的是非曲直不谈，或许可以藉此剖析美术界的一些病相和乱象。
谢春彦(以下简称谢)：我那篇论笔墨的专业文章，最早发表在《艺术世界》杂志上，去年6月被《文汇报》转载了其中一小节。然而，就这么一段小文，会有人对号入座，还诉诸法律。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有些艺术家连起码的容言之量都没有。对此，我觉得很悲哀。我想起，二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批评文章，远比这篇文章厉害，有些指名道姓，有的写得很尖锐，但从来没有惹来官司。那时，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一般就在报纸上发商榷或是争论的文章。我的好朋友陈村当年就曾批评王蒙部长，调侃得非常厉害，王蒙也没怎么样。我自己曾先后与王蒙先生合作过八九本书，在我许多的插图中往往打油调侃，亦和平如仪也。所以说，中国的文化人，要有点责任感、气节，还要有点气度。
傅：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论争上，曾经有良好的传统。他们可以在报纸上唇枪舌剑，相互之间对骂很厉害，但私下里并不交恶，甚至可能还是朋友。
谢：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鲁迅和施蛰存有过三段笔墨官司，他骂施蛰存是非常厉害的，用的都是刻薄的语言，还骂他是洋场恶少。有一回，我去采访施蛰存，他还挺幽默地说，我是被鲁迅痛骂过的人，你也敢来采访？对这段公案，黄永玉先生告我说他做过专门研究，那时他还不认识施蛰存。他说鲁迅和施蛰存笔战三次，施蛰存赢了三次。但施蛰存并没有因为被鲁迅痛骂就告鲁迅，或是作出很过激的反应。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经不要太脆弱，中国人呀，尤其是文人，自视甚高的人，要有点最起码的民主思想，应该有点最起码的平头百姓的幽默感。
傅：往通俗里讲，就是不要摆高姿态，多点自嘲的精神。
谢：其实很明白的道理，一个人只有心理健康才会有幽默感。他敢于调侃，敢于自省，充满乐观的态度。要没有幽默感，我们得怎么应对这些凡俗、平庸的日子呢。虽然，我们说鲁迅所批判的阿Q精神是不好的，但其中有幽默感，这是一种充满平民化的元素，照我看应该肯定。
傅：现在文艺界普遍的情况是，可以“幽默”地相互吹捧。等到被批评，相互之间就幽默不起来了。
谢：有很多不负责任的评论家，红包评论家，在玩黑色假幽默。他们到处写肉麻的吹捧文章。被捧的艺术家，开始还算有点自知之明，被吹捧一次、两次后就习惯了，时间长了就当真了，昏头昏脑找不到北了。对比一下前辈，我们应该感到汗颜。我的老师叶浅予先生，他是一个有巨大成就的画家，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方增先请到上海开展览，都快九十岁的人了，还说自己底气不足。我们在场的人，听了都感到很震惊。这么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家，他还在反思自己文化准备不够。他的座右铭是知足常乐，在生活上，他没什么要求，但在艺术上，他精益求精。范曾先生曾经是叶浅予的弟子，他都忘了自己的老师是怎么教导的了？老师都道“知不足而学”，他却反对批评意见，“关起门来做皇帝”。
傅：事实上，一些大艺术家，在人格、人品上也有弱点和缺陷。
谢：我是这么看的：一些艺术家的确会有自身的弱点。但，大艺术家大都有一点老百姓意识、平民意识，他们很清醒，知道一滴水只有放到大海才不会干掉。因此，即使有人大肆吹捧，他们也不会膨胀得太厉害。因为，如果和老百姓对立起来，他是画不好画，更做不成伟大的艺术家的。范曾先生肯定明白这个道理。实事求是地讲，他也有一些不容易、可以说是了不起的地方。打个比方，“文革”期间，我记得是尼克松访华前后吧，大多数画家还在按千人一面一格的政治性公式画画，他已画一点谢灵运，画老子出关，他可以说是最早这么做的，而且画得也比较好。平心而论，这方面，他比同辈的一般画家识见要高。客观地讲，他也看了一些书，他的国学功底比同时代的很多画家还是要略强一些，但没达到他自己所说的那个高度。还有，画谢灵运、老子出关在那个时代还行，但如果画来画去，几十年不变肯定是不行的，毕竟自然规律不能违背。他相同题材的画，我看了就不下几百张。从近年的画作看，甚至已经没有中年时候的那种力度了。画那么多重复相同的画，画到最后就没有激情了，不进则退矣。
傅：所谓当局者迷，艺术家意识不到自己存在的问题？
谢：古话说，观人观其友。一味恭维那个圈子，就会被捧杀。
美术界你好我好大家好
傅：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在美术界，近些年都少见有真批评。在很多批评家的文章中，是一片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繁荣景象。
谢：这些年，艺术界看似很繁荣。然而，在这种闹哄哄的繁荣景象的背后，潜藏着艺术的堕落和危机。不少艺术工作者，完全忘了自己还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他们把画画当成了生意。其实，正经的做生意也没什么不好，但背后有太多见不得人的东西，结果，整个书画市场就成了一部非常荒诞的生意经、泡沫剧。
傅：以金钱来衡量艺术，势必给艺术界带来很大的冲击。
谢：艺术也是一门生计，用它来挣钱养活自己无可厚非。但挣了钱，有面包，有牛奶之后，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就应该自省、前进？不但钱要进，我们的艺术，我们的品格也要进。在我看来，拿书画而论，人品和艺品在最高意义还是应该是统一的。艺术工作者，既然有责任尽力创作出可能流传后世，并被当成精神财富的作品，他就应该对自己的人品修炼有所要求。
傅：在私下里，常能听到画家喜欢给自己排名次，霸气十足，当然，有些纯粹是自我调侃，顺便抬一抬身价。有些很较真，但完全有可能高估了自己。
谢：我总是觉得，有些事情是不可类比的。文艺的好坏不好排名次，水浒英雄排座次，也不完全靠本事，还包含社会背景诸因素。文艺作品更复杂，不可能去排名次，“五百年我老大”这种说法，就像相声大师侯宝林说的“关公战秦琼”，那是违背艺术规律的。正常明智的人是不会随便把什么“大师”或“国学大师”的可怕帽子朝自己头上戴的。当个人私利、名利膨胀的时候，就可能会犯这样可笑复可悲的错误。
同题重复与“流水作业”有质的区别
傅：郭庆祥那篇文章中说到“流水作业”，在我国绘画传统中，也有同题重复的惯例。两者有什么区别？
谢：作为一个专业美术作者，我愿意谈谈自己的看法。好的艺术作品是可以一，而不可以再的，所谓物以稀为贵，这是一个常识。一个精神产品，怎么可以重复呢？明清以来，开始出现“大写意”的画法。一些画家形成了一个创作习惯，就是同题重复。比如“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他老是画竹子这个体裁，那是因为他偏爱某个题材。还因为大写意，很讲究在很短的时间里作成一幅画，所以画家画一个题材，要把握好度，就特别注重修炼。再比如，任伯年画钟馗，他在不同年代、场合，画了不下数百多张。画的是同一个题材，但都不是一次性画成的。应该说，他画得各个不同，而且越画越成熟。所以，同题反复，在这些画家的绘画中，是一个螺旋形提高的过程。这跟“流水作业”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是流水操作，那充其量只能算是工艺品，和我们所说的艺术品。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这种方式的创作，从根本上说是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但让人琢磨不透的是，居然还有一位圈内人士，站出来为“流水作业”来辩解，这说明他技术好。我不知道这个画家是出于什么原因作此辩护的，他缺乏最基本的艺术常识和良心了。所以，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其实也是对艺术良心的一次经验。
傅：我想在艺术家本身，“连环画放大”的批评该是很难接受的。这就好比作家写了部长篇小说，被说成是“拉长的短篇小说”，听了心里肯定很不是滋味。
谢：老实说，这句话是有语病的。这也说明缺少对绘画的认识。连环画是中性的画种的名称，所谓画种无高下，艺术只有在质量上有高下之别。好的连环画，是很多国画都比不上的。比如，我们上海的贺友直先生，他有一次在老上海美术馆展出他的连环画，作品里的人物，只有两寸高，背景人物更小。就这么一个小的局部，用喷绘的方法，被放大到三米多高，人物照样活灵活现，可见贺友直深厚的连环画绘画功底。所以，用放大的连环画，来形容质量差的中国人物画，是不妥当的。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尽管他这个观点有道理，但一看就知道不够专业。所以，做艺术批评的时候，自己要尽量做到内行。
傅：内行的批评，对批评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谢：说实在，对当下的批评我很失望。相比文学批评的现状，美术批评可能更为严重。有一个阶段，我对写作这类文章已经毫无兴趣了，失去信心了。因为，你会看到你写文章，于现实无补。这是很无奈，也是很悲哀的。不过，王元化先生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让我很受鼓舞。他说，别小看报上那块“豆腐干”，要是坏人写文章填了这个版面，会产生很不好的影响。你去写了，即使是水平有问题，也还是有作用的。我们不能要求画家、批评家超越时代，但必须有，也一定会有少数批评家，保持清醒的头脑。只有这样，我们的艺术才有希望。
艺术投资市场像股票市场
傅：当下棘手的问题，我看是评价标准的缺失。
谢：画画不可能像工业一样计算成本，但还是有客观标准的，好坏自有公论。而且，艺术标准永远放在第一位。从前，一个年轻画家出来，在社会上有相当名望的前辈画家会给他定“润格”。比如齐白石的绘画，就由他恩师樊樊山“润格”，这些前辈画家都是权威人士，他们有士人的气节，绝不会随意估价。而且，绘画的估价是有一定规定性的，就国画来说，一般情况，山水画估价最高，人物画次之，花卉画估价会低一些。这样一套规矩沿袭下来，也有一定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现在的情况就很是不同了，整一个就是极端的商业化。尤其是这二三年，因为房地产不景气、股票下跌，很多资金在寻找投资方向，这就造成了艺术品投资的虚假繁荣。然而，这当中，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少之又少。所谓的收藏更像是买股票，因为谁都不希望自己投资的画作跌下来，结果大家一起来哄抬。这和艺术品本身真正的价值，实际上是搭不上关系的。
傅：当市场价位成了艺术品唯一的价值标准时，艺术家的创作就很难不浮躁了。
谢：这个艺术品市场是怎么来的呢，主要就两种途径。一是炒作，相互哄抬价格；还有一个是“耳视”，很多买画的人，其实是不懂画的，他买画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收藏，而是要用这个东西去送人，去行贿。所以，他们就靠打听画家是什么样的级别，来定画作的价格。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画家的行政级别越高，他的画价也就卖得越高。前年有一位在美协有很高地位的人，换届之前，他的画价自然下来了，换届以后因为又有了官职，他的画价马上就上去了。这样，官阶就成了艺术的标准。这也使得一些艺术家不安于创作，转而去追求官阶。
职称也能“评”出画价
傅：除了官职之外，还有什么决定画价的因素？
谢：职称。现在你只要出去应酬，碰到美术工作者递上来的名片，你就会看到“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家二级美术师”这样的头衔。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评职称评出来的，这也成了市场估价的一个标准。一般买画的人，根本就不懂画的。他就看你这个头衔，想当然地以为头衔越高，画作就越好。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美术工作者在职称上孜孜以求，他的心思都用在怎样讨上级的喜欢，让自己晋升头衔上，你还能指望他在艺术创作上不心浮气躁吗？所以，整个美术界的现状很不乐观，画画掺杂了太多功利因素，波及面也非常广，就是偏远的地区，也要成立个什么画院什么学会，挣个头衔。上北京去搞个展览，他们要买通评论界的大腕来写吹捧文章，这拿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哪。你说评论界的风气都坏到什么程度了。
请艺术离开眼前的浮名虚利
傅：对改变美术界的这种不正之风，你有什么见解？
谢：我想，首先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国家、民族兴盛起来的时候，在经济国力上升的时候，在道德上更要有忧患意识，因为要是道德垮了，就是再有多少钱也难了。所以，我们不能只看着钱袋子。我们要朝后看看，看看昨天，看看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就拿海派绘画来说，任伯年、吴昌硕、虚谷是现代公认的三大家，但在一百年前，卖得最贵的，是另外两个人，这当然还有社会关系的影响。但是经过时间的淘汰筛选以后，领导他们的这两个人，已经逐渐变成二流、三流画家矣。这就是历史的公正。我们也要离开眼前的浮名虚利，去看看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子女后代，看看我们的未来。因为，照现在这样下去，前景是很可怕的。我们是否还能找出像黄宾虹、徐悲鸿、叶浅予、林风眠这样德才兼备的艺术家，去跟外国人打擂台呢。要知道，一个国家的立身之本，不仅是经济和武力，最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