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公惠泽祠记碑
（原标题：江南贡院《群公惠泽祠记》碑的背后故事）
南京江南贡院共有22块碑刻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有一块明代“德政碑”——《群公惠泽祠记》碑，曾罩以玻璃护罩，与其他11块贡院碑刻一起，在“江南贡院”牌坊内的路旁供游人观览。其实碑文内容与江南贡院无关，原立碑之处亦不在江南贡院，而是远在明代善世桥（清末改称五贵桥，今天中华门地铁站南出口处）旁的群公惠泽祠内。
善世桥因天界寺而得名。因寺门有朱元璋题榜“善世法门”，天界寺亦称善世寺、天界善世禅寺。善世桥是当时南京城西南的交通要道安德街上的一座石桥，跨落马涧（今玉带河）。群公惠泽祠系生祠，是为还活着的人修建的祠庙。所祀为明代大吏，以报他们在南京“釐革坊甲积弊之德也”。祠庙“外为大门，门之内为大堂，堂有三楹，堂之上、堂之左、堂之右设塑像及木主焉。”大堂之旁有小厅，小厅之后是守祠人朝天宫道士的居处。祠堂后面是一亩有余的竹林。
群公惠泽祠虽建于隆庆元年，其缘起却是说来话长。
明太祖定鼎金陵后，在南京曾进行大规模的人口置换。他驱其旧民安置于云南屯田，乃于洪武十三年，起取苏、浙等处富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被分配到各监局充当工匠，其余的编入户籍，安置在都城内外，内为坊，外为厢。坊厢之民只有人丁税而无田赋，只供差役而无其他苛捐杂税。明成祖迁都北京，南京有匠户二万七千奉命随迁，导致南京户口减少过半，但坊民来自朝廷的差役实际也减少不少。但听命于县衙的里甲赋役却未减少。县衙特意设立“乡头”役职来保证繁重的供应，百姓苦不堪言。正统二年，应天府尹邝埜奏请革除乡头，撤并应天府附郭上元、江宁两县坊厢。上元并为四十四坊，江宁并为三十五坊。每坊有十甲，每甲有十户，根据贫富不同，审编坊厢柜银（力征银），每季约三百两，作为公费。每甲每两年有半役，按季轮值。因人户多、役事简，官吏守官规、重名节，坊民生活安乐。
但后来吏胥渐渐不守规矩，征需无厌，百种费用均由坊民囊笥中出。额外负担占了坊厢负担的十分之七。民众嗷然不堪命，开始流亡，设法脱籍，坊厢柜银大幅减少。于是官吏表面上“改令坊民自收自用”，暗地里责令坊民赔补费用。他们在坊厢中设立总坊一职，又根据坊民的贫富不等，分别从事活差、死差、力差、借办等。所谓活差，系挑选殷实之家为之，说白了就是从家里往外掏钱。借办，就是承担供应器物等用品。不仅如此，坊民负担还逐朝增加，如弘治朝“又添拨九库、八关、五城夫役，又代工部买运光禄柴薪四十余万斤”，还承担太常寺进献水果等时鲜的银两、各衙门书吏的工钱 。嘉靖十八年以后，又骤添供应衙门八处，更有大小使者手执火牌来“征脚力、口粮，靡不应付”。加之百司吏胥恐吓需索，以致坊民家破人亡，“自经自溺者日闻”。
上元秀才赵善继自家遭难，又很痛心不能帮助陷入困顿的坊民，遂联络两县坊甲中的秀才们，一起来到府衙向新任应天府尹吕光询陈说。恰好也有坊间父老向巡抚方公、御史黄公投状，他们让应天府尹核查。户科给事中郭斗考绩赴京，也向皇帝上奏章，请求减轻坊民负担。经过这些高官的共同努力，“额外之徭，不经之费”十去八九，民若重获新生。但由于坊长、总坊、当头等役职并未废除，问题的病根犹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大吏的离去，种种旧弊又卷土重来。时值嘉靖、隆庆之交，陶守训新任应天府通判；不久，御史宋纁巡按应天。赵继善及坊民分别前往陈述。宋纁决意为民清除弊害，遂嘱托“方图兴革”的陶守训统筹解决积弊。陶守训废寝忘食，旦夕筹划，最终制定了审实编柜银、定额设外柜银贮库、顾募应办人役等几项有力措施，并规定县衙迎来送往，不得烦扰坊民。坊长更名为“坊夫“，什么“买办”“借办”名目悉数罢去。胥吏作奸者，一律清除。所有费用“公者节之，冗者裁之”，并定为法规。百年积弊一朝获清，成效显著。
据《万历上元县志》，群公惠泽祠碑，并非只有一块，而是有三块，另两块分别是南尚宝卿许谷所撰《京县德政碑》和落款为江东鹳山李晓所著《续建惠泽祠碑》。《群公惠泽祠记》写于隆庆元年夏六月，《续建惠泽祠碑》撰于隆庆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一祠有三人同时撰写碑记，足见群公惠泽之举在当时影响之大。《续建惠泽祠碑》篇幅最长，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最详细，记述事情的反复，层次分明，读之可知德政的实施，实际是两批大吏的两次惠政，第一次是嘉靖末年巡抚都御史方廉、应天府尹吕光询等人的惠政，第二次是隆庆元年御史宋纁、应天府通判陶守训的惠泽，这与《万历上元县志》、顾起元《客座赘语》的相关记载相吻合。李晓碑记尤其对宋纁、陶守训、赵善继三人的功劳作了充分肯定，专门写了生平简介。《群公惠泽祠记碑》则对祠庙布局记述甚详，并指出群公惠泽祠之建赵善继作用亦最大，《群公惠泽祠记碑》也是他最先出面邀请作者撰写。
（文章来源：收藏快报 江苏南京 王聿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