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徐邦达是中国艺术的‘国宝”
《高呼与可》、《出师颂》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而这些绝代佳作，正是因为徐邦达的慧眼，才从故纸堆中重见天日。从18岁买下第一张画始，徐邦达在80余年里，已为国家鉴考、收购、征集传世名迹三四万件。1950年，徐邦达被调到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今国家文物局)任文物处业务秘书。这个时期，经徐邦达等专家鉴定留下来的数千件古书画作品，后来均拨交给了故宫博物院，成为该院古书画收藏中的基本藏品。 新中国初创时，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一。为使故宫博物院绘画馆藏品尽快丰富起来，徐邦达与同事踏访全国80%以上的县城。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的画作传世甚少，仅存的几幅画卷皆为皇室收藏，《水村图》就是其一。1953年的一天，徐邦达无意间发现了《水村图》的线索，并一直查到东北一个叫做大栗子沟的地方，他委托当地文物机构代为买下，确认无误后由国家购回并收藏。就这样，在短短数年间徐邦达发掘和抢救了3700件书画。 “文革”期间，徐邦达总结多年来从事古书画鉴定的经验体会，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古书画鉴定概论》的初稿。“文革”结束后，徐邦达重返故宫博物院，想到的第一件事还是为国家鉴考征集古书画作品。1983年，国务院委托国家文物局甄别各地文博单位所收藏的历代书画，徐邦达等人历时数年完成这项重任，并承担培养后学之责。20世纪80年代以后，徐邦达多次出访欧洲和北美，考察海外流失中国书画并与国外专家进行学术交流。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将徐邦达称为中国艺术的“国宝”：他将文献考据与图像有机结合起来，系统地建立了古代书画的鉴定标尺，真实地还原了中国书画史的发展脉络。“而更重要的是，徐邦达是将古书画鉴定与研究科学结合的第一人，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研究者和古书画鉴定家，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说。
故事二：更应称呼他为“徐一寸”
在中国古文物的鉴定当中，古书画是公认最难的一门。“即便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也还未能找到一种鉴定书画作品、万无一失的科学手段，只能依靠传统方法，凭借鉴赏家的经验和眼力。”李文儒说。 20世纪30年代，徐邦达发现乾隆皇帝曾经御笔亲题为真品的《富春山居图》实为赝品。《富春山居图》是元代著名书画家黄公望的一幅名作。乾隆年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收藏进宫，乾隆对此画大加叹赏，谁料这幅画竟是伪作。后来真画进了宫，乾隆觉得颜面无光，便在真画上题字示伪，故意颠倒是非。20世纪30年代，徐邦达看到了这两幅《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他推翻了定论，还历史以真实面目。这样的发现还有很多，郭熙的《溪山行旅图》、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王渊的《桃竹雉鸡图》都是他在故纸堆中寻到的宝贝。 作为传统鉴定方法的集大成者，徐邦达有着一双“赏鉴家的慧眼”。几十年前在哪儿见到过的书画，几十年后再见时，徐邦达依然记忆犹新。有人认为这种非凡的记忆力是天赋，可他自己认为“只在用心”。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资料烂熟于心，才有古书画作品过目不忘，鉴定时的得心应手。 徐邦达把古书画的鉴定析为“鉴”与“考”两个概念。“鉴”即是通过众多的作品相互比较，进行目力检测，推知真伪。“对于大量存世的明清时代的书画，目鉴尤为重要。但要达到目鉴的准确性，鉴赏者非见之众多不可。”他的弟子、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说。但是，对于时代较远或是某些难于明了的书画，需要广为搜集有关文献和其他旁证材料，详加审订考据，方才得以明辨是非。“徐先生博闻强识，每对一件疑难作品进行考据时，爬罗剔抉，条分缕析，其所论所断，使人折服。”杨新说。 一次，一位来访者将画轴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徐邦达便脱口而出：“李方膺！”画轴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很多书画卷刚打开半尺，徐邦达就已经说出了与此画有关的一切，以致有“徐半尺”的雅号。而他的弟子们说，其实更应称呼他为“徐一寸”，因为书画卷往往展开寸许，徐邦达便已知真伪。 “鉴定是一门科学。” 徐邦达常说。在他看来，书画鉴定不仅需要通古博今的才智，更需要实事求是的品格。不少人曾用重金收买他，希望他指假为真，换取暴利，他皆断然拒绝，“现在艺术品市场上鱼龙混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鉴定家、研究者缺乏实事求是的品格和坚持真理的精神，在这一点上，徐邦达尤其值得我们学习。”李文儒说。
故事三：“徐邦达对艺术爱到入骨两百分”
据滕芳回忆，“我们常说爱到入骨三分，但是徐邦达对艺术是爱到入骨两百分，甚至连做梦都离不开字画。” 20世纪80年代，艺术品市场日渐活跃，许多古书画佳品被送进了拍卖行。徐邦达对此忧心忡忡，担心文物珍品通过拍卖的渠道“合理合法”地流失。一次，他得知曾流失民间的“清代四僧”之一石涛的《高呼与可》要上市拍卖，便四处游说，希望国家出资买下这一珍品。 恰巧那些天，滕芳正要见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希望政府能为他们的“斗室”想想办法。徐邦达得知，对着滕芳又是哀求又是作揖，拜托她“莫提住房，只提希望政府想办法收购《高呼与可》。” 第二天，徐邦达进门就谈购买《高呼与可》的事：“新中国初期，国家经济比现在困难得多，但仍拨出巨款将‘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两部买了回来。现在我们更有能力抢救文物。”李瑞环当即表示《高呼与可》应该由国家购买，徐邦达的一颗心才终于落到了肚子里，出了门他拉着滕芳兴奋地说：“我替故宫谢谢你了！” 1991年4月3日，徐邦达画展在台湾清韵艺术中心举行，功力深厚的山水画令宝岛为之倾倒。他18岁创作的摹本奚冈《松溪高逸图》现保存于加拿大，24岁创作的摹本张中《芙蓉鸳鸯图》现存于新加坡，皆是两家博物馆的珍宝。但是在此后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集中精力于鉴别古书画，一直未曾动笔创作。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初，在亲朋好友的一再说服之下，他才重拾画笔。 “徐邦达总是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徐邦达。他这句话是发自肺腑，为新中国鞠躬尽瘁，他一往而情深。”滕芳说，“今天，在他的生命将要走到一百岁这个高峰时，我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