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生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记者：在您心目中，博物馆应该是人们生活中怎样的一处所在？
陈履生：是一个可以伴随你 一生的地方，小时候，父母带你去参观；读书的时候，你可能会把参观博物馆的感受写进你的作文里；大学里写论文，你选择来博物馆做某个专题的研究；有一天， 你牵着情侣的手而来，参观博物馆成为你们的浪漫之旅；然后，有一天，你和你的爱人带着你们的孩子来了，一如当年你父母做的那样。你看，这样一种轮回，多么 美妙：一个公共文化空间，见证一个人的成长，见证一个社会的发展，见证人类文明的传承。
记者：这是文化的见证，也是文化的滋养。
陈履生：是的，但目前来说这还是一种理想。到国博工作之前，我曾在中国美术馆工作。有一次，招聘大学毕业生，我问一位来应聘的女孩，你 在北京读了四年大学，来过几次美术馆？她说一次也没来过。
这说明，像博物馆、美术馆这样的公共文化空间，尚未成为公众生活的必需，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记者：有数据表明我国博物馆的数量列世界第二，并且每年还在新增200座左右的新馆。有人据此认为我们的博物馆建得太多了。
陈履生：有时候，数字并不能说明问题。柏林那么小，有那么多博物馆；中国一些边远地区，那么大，却没几家博物馆；即使在一些经济繁荣、发展迅速的国内城市里，博物馆也不算多。
我认为，即使从绝对数字来说，我国的博物馆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记者：少而且分布不均。
陈 履生：更关键的问题，不是多了还是少了，而是有没有建好、管理好。博物馆最早出现在英国，至今西方对建立与运营一个博物馆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做法，基本上 是先有藏品再建馆。而我们很多地方却反其道而行之，不管有没有藏品，一窝蜂地建；一建，就要把博物馆建成地标，要超过其他省市，要成为最大。他们展的不是 藏品，而是面子。
记者：您认为这些现象的出现，问题在哪里？
陈 履生：太快了，我们走得太快了。西方博物馆历经300多年才发展成熟。而我国是在1912年，经蔡元培先生提议后，才开始筹备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立博 物馆的，迄今不过百年，当中还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博物馆才真正起步，但当中又有停顿，上世纪80年代后，各地才纷纷开建博物 馆。
但一下子又走过头了。跟我们现在干别的很多事一样，我们建设博物馆也追求速度。光想着多少时间内建成多少博物馆，却不怎么考虑建成后给观众看什么、怎么看。
记者：您曾把博物馆比作一座城市的客厅。客厅既是家庭会客之所，更是家人沟通交流的重要区域，需要用心打造、慢慢打造。
陈履生：我补充一下，博物馆还是青少年的第二课堂、成年人的终身课堂，甚至可以说是城市文化的祠堂。文化的源头在这里呈现，文明的创造在这里荟萃，这样的建筑能匆匆忙忙、火急火燎地建造吗？
文化是血脉，是基因，是从历史传承而来的。这可不是造一台电视机，我设计不了，还可以组装，文化建设不能这么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