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奠基人郑为：劲挺为人不改姿

石建邦

■ 纪念郑为先生逝世十周年

今年是文博专家、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的奠基人郑为先生（1922年-2005年）逝世十周年。他早年考入上海美专学习，经历丰富跌宕， “文革”中，为了抢救和保护文物，费尽心思，保持知识分子的挺立风骨。郑为最后二十年写就的《中国绘画史》凝聚了他毕生的智慧，更耗尽他晚年最后一点心力。

一转眼，郑为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这些年来，他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时常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总觉得应该为这位老人写点什么，却抱愧一拖再拖，直至现在。

余生也晚，我是1995年前后一个偶然的机缘，拜识郑先生的。认识郑先生之前，开始只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博专家，上海博物馆的书画研究，有他 的奠基之功。在大学期间，我还读过他的专著《中国彩陶艺术》。1993年初，上海美术馆举办郑为先生书画展，我方得知郑先生原来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西画 系，还是一位油画家，而且油彩、墨彩、粉彩还有书法，样样精通，品种多样。那次盛大画展，有他同学吴冠中写的前言，热情洋溢。认识郑先生之后，经常向他请 益求教，但他和我们谈艺论文、欣赏收藏之余，对自己的身世却说得并不多。

今年2月杪，春节过后，再去拜访郑夫人，她给我看郑为简历，方知郑先生的早年竟然如此多彩斑斓。

一

郑先生1922年出生于松江观音桥天主堂西侧的“沈园”老宅，后因父亲继嗣于郑氏四房，故随父移居阔街四房宅第。郑家是县城有数的书香门第，缘 于家学熏陶，虽然七岁丧父，但郑为从小聪颖过人，好学敏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母仓惶出走，辗转来到上海。目睹日寇侵略，少年郑为，愤慨于心。 当年即跟随从东北抗战前线负伤来沪疗养的抗日救国会会员张至诚，进北京东路“安养难民收容所”办的识字班教书，并与淮海路大川书店经理张晓初、冯逸之等办 新文学报纸——《我们的报》。不久张晓初被捕，张至诚与冯逸之参加新四军，他们劝郑为留下，待机去延安鲁艺。于是，他考入上海美专学习，成为沈之瑜的学 生，业余与知友孙裕昌、周祖泰等创办新生读书会，出版《新文学报》油印刊物，晚间还去妇女补习学校教书，并参加“蚂蚁蜂文学研究社”。这一年，他才刚刚 15岁。

两年后，张晓初出狱，介绍郑为去昆明一印刷厂找顾刚伯（顾是地下党，负责印《新华日报》），要他设法介绍郑为去鲁艺。郑为只身从上海经香港、越 南等地辗转到达昆明。鉴于当时形势，顾劝其暂先留下，于是考入国立艺专。不久学校由昆明迁至安江村。安江村环境闭塞，除顾刚伯设法寄郑《新华日报》外，几 乎与进步思想隔绝。于是他的生活除绘画写字外，开始写新诗及研究中外美术史，绘画风格亦有创新。学画之余，转而涉略古典文学，研究先秦诸子思想。

1940年学校迁四川璧山天上宫，郑为办“新星文学研究会”，出壁报“新星”。翌年学校迁四川青木关松林岗，与朱德群同住一间茅房。白天研究字 画，晚上在一盏小油灯下读古书至两三点钟，研究老庄哲学，间涉宋元理学，尤以陆象山、王阳明这一系统为主。其时国民党在学生中加紧思想控制，追查《新华日 报》来源。郑为由潘天寿先生作保而脱险，但与顾刚伯的联系中断。

1942年学校迁至盘溪，上午在学校画图，下午去中大听课，开始追随中大哲学系主任李证刚先生（1881-1952），旁听他的孔孟荀哲学、老 庄哲学、易经、大乘经论等。李证刚学大如海，是哲学大家，佛学研究的造诣尤其深湛，并对敦煌学的开创亦有建树。他使郑为对中国古典哲学融会贯通，有了全面 系统的认识。另外，熊伟的康德、黑格尔，宗白华的尼采、叔本华形而上学美学，以及胡世华之空间论，徐梵澄之美学，都让他获益匪浅。

艺专毕业，郑为感觉自己所学不足，而且战时并无合适去处，因此留校继续研究，师从关良、方干民二人。在1945年之后的一年多时间，他经同学介 绍去犍为县中教书，在那荒僻境地，他大读佛经，沉浸于大般若经、成唯识论及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之中，甚至一度想去熊办的勉仁书院，终应恩师李证刚的劝阻而作 罢。由于用功太勤，一度神经衰弱，时时头疼发作。1946年9月，郑为又由同学刘德馨介绍去宜宾神学院教国文，先被安排在院长办公室抄抄写写，工作相当清 闲，故大部分时间用在自己看书上。终因内外环境不适，头痛病愈演愈烈。后在李先生儿子帮助下回重庆沙坪坝，住在李先生家读书休养。年底，搭便船历时两月回 沪。

1947年9月，郑为又由同学刘德馨介绍，去苏州圣光中学教国文和历史，一直到解放。 解放前后，郑为插班考入南大艺术系，目的是想在哲学系听课，学习马列主义，但是读了一年，觉得当时哲学系的一些先生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都同样刚刚学 起，而社会上的美术工作很需要人做，于是在1950年9月经上海美专同学介绍到上海美协搞连环画稿审查。1952年，应老师沈之瑜之邀，调文化局美术科继 续连环画、年画成书评审工作，兼在连环画年画工作者学习班中执教。1954年，郑为调上海博物馆工作，从此为文博事业默默奉献四十多年。

郑先生决不人云亦云。如在石涛研究问题上，有些问题与傅先生有不同观点，故于1946年发表《石涛画语录窥探》论文于《申报·学灯》上。翌年， 因画理研究与清华大学邓以蛰教授商榷，发表《因画理探微略抒我见》论文于当时著名的《哲学评论》上。他在艺专读的是西洋画系，而他对祖国绘画史、绘画创作 的理论以及创作形式上研究很深，又兼擅中西绘画，故同学们以“洋八大”的雅号呼之。

这些早年的经历，同时也成就了郑先生在后来的文博工作，美术史研究，书画鉴定，文物保护等领域的成就。

二

在上海博物馆工作期间，郑为厚积薄发，如鱼得水，学术成果累累。除了继续石涛研究，并出版专著外，更在国内外文物艺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八十余篇。 还有像那本著名的中国书画鉴定工具书——《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就是在他的带领下，上博同仁从1974年开始，克服重重困难，历时八年多，走遍了全国收 藏丰富的各大博物馆，从真迹上把重要的题跋图章拍下，进行选取编辑出版的。上百万字中国古代绘画研究学术论文集，早在其生前即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排 印，并出了纸型，但由于各种原因，至今未见问世。在这部书中收集了郑先生发表在国内外各大文艺杂志上的论文大约有八十多篇。他对古今中外书画创作的成就理 念有独特的识见，如《论清初绘画的摹古与创新》、《后期印象派与东方绘画》、《个性、识见与风格》等……他的《中国绘画史》于2005年5月由北京出版社 和北京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有文字36万字，彩色插图558幅，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谈起，直到19世纪上半叶的海派艺术诞生。此书最近将由其母校中国 美术学院出版社再版发行。他的《中国彩陶艺术》一书，198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又由台湾华东书局再版。

笔者才疏学浅，没有资格对郑先生的学术成就梳理评介，这里不妨略过。

“文革”中，为了抢救和保护文物，郑为呕心沥血。1970年，郑为刚从“牛棚”中解放，就听说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欲将六十多万件中国书画按件 计价外销海外，平均每件人民币只有十元左右。这批东西，属于“文革”造反派们在上海的抄家所得。郑为得知消息后，他和承名世等立即赶赴上海市文物清理小 组，要求留下这批书画，等鉴定后再议。得到批准后，他俩和钟银兰等四人先奔赴宁波慈城上海书画仓库，从中清理出六万件明清及近代书画精品，定为“不能外流 之文物”，入库封存。当时外商们正在香港举杯畅饮，焦急等待货物到来，准备从中大捞一票。有人甚至开出每天8000美元的高价，延聘海外鉴定专家，专事掌 眼捡漏。还承诺，事后可携家属任选一处世界名胜游览观光，可见其中油水之丰厚。接着郑为等又马不停蹄，赶往乌鲁木齐路上海博物馆仓库，徐家汇天主堂仓库， 苏州博物馆仓库，宁波天一阁仓库等处。历时两年的抢救性整理，将其中八万件国家级书画留在了国内，免遭流失，厥功甚伟。

当时，林彪的“空四军”在上海只手遮天，横行无阻。1969年，从“牛棚”放出来的郑为得知，上博珍藏的十几件元明时期书画作品，被空四军美术 小组以临摹的名义借走。郑为得知，不顾风险，据理力争，多次向批准此事的军宣队、工宣队头头索要，明确要求追回书画。头头们气势汹汹地说：“文物让空四军 保管，比放在上海博物馆更加安全，这件事我们做主，你不要管了。”郑为愤怒至极，拂袖而去。当晚他奋笔疾书，并将此报告托沈之瑜馆长上报专管国家文物工作 的王冶秋。但王当时也靠边，只能私下向周总理汇报。几年后，林彪事件爆发，郑为再次上书王冶秋，追索空四军当时借画一事。王复函告知，那批元明书画已在北 京查出，后交与故宫博物院收藏。原来，当时空四军借画临摹是个幌子，其实是林彪死党，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维国，授意将书画送给林彪、叶群，借以 讨好他们。据说这批字画，在他们准备出逃的另一架飞机上，最后被起获，幸免于毁。

郑先生就是这样秉性耿直，有知识分子的挺立风骨。他“文革”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经常被造反派打得鼻青脸肿，中间曾经手脚骨裂， 但他依然不屈不挠，拒不认罪。时至今日，家中还保存着他“牛棚”劳动期间留下的扁担和手杖，上面都刻有郑先生的诗和跋语，作为这一艰难时期的纪念。在手杖 上的题诗请徐孝穆镌刻以明志，现录于后：“多谢林公杖一枝，崎岖世路得先知。如来恶狗当头掴，劲挺为人不改姿。”浩气凌然。

正因为如此正直不阿，郑先生看不得任何苟且之事。上世纪80年代，有两百件明清珍贵字画经某领导批准，作为普通字画出口。郑为认为这种做法是违 背当时国家文物法的，他据理力争，奔走呼吁，希望通过各种途径予以阻止。然而他没有成功，还遭冷处理，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工作已不容他管理。他离开了心爱 的研究岗位，开始重操画笔，重回到绘画梦想的伊甸园中。

三

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应该说郑先生的收获是满满的。最大的收获，是他得以重新拿起画具，全身心地投入到绘画创作中。十多年间，他多次来到浙 江、安徽、深圳甚至四川等地采风写生，流连忘返，有时经常一住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郑先生短短七八年的时间就创作出百余幅精美作品，于是在好友吴冠中 的怂恿下有了1993年上海和深圳两地的个人画展，大获好评。总计二十年间，郑先生的各种书画作品，无虑有数百上千幅。

时值改革开放，国家建设热火朝天。地不爱宝，各地基建推挖出大量古物，其中尤以陶瓷器出土为多。郑先生书画研究之余，有多年的考古调查和社会征 集经验，采风写生之余经常目睹当地集市地摊上大量古物涌现，对此自是心明眼亮，一下子如鱼得水，寻觅收获了一大批兼具历史和美学价值的高古陶瓷器。每次拜 访先生，他经常拿出几件东西给我们观赏，并讲述器物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这方面，有他身后2008年出版的《闲情拾趣——古陶瓷收藏与欣赏》一书，可见 其收藏之一斑。

然而，他最后二十年中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我认为还是《中国绘画史》的撰写。前后四十年的美术史探索，三十多年的博物馆书画研究工作，毕竟使郑先 生无法忘怀中国绘画史研究。他说自己“像被迫遗弃孩子的母亲，怀抱着偌大的空虚，心情无从安排一样”（《中国绘画史》后记），在他不得不离开博物馆的那天 开始，就萌生了以前一直希望自己能撰写一部中国绘画史的愿望，并付诸实施。其间断断续续，即使在外地写生之余，郑为也要挤出时间并克服困难撰写。终于在 2000年完成初稿，由女儿郑怡手抄后进行修改，再用电脑打出二稿，又再修正，直至完成。

他不满意于以往的那种枯燥乏味的美术史，一生实践于绘画与绘画史研究这两个交织领域的他，“看到在绘画艺术的历史长河中，艺术史迹不仅是吉光片 羽，熠熠生辉，而且它们身上都带着源远流长、涯无边际的时空辙迹。这种丰富的内涵，摇撼着我创作的冲动。我决心把自己对中国绘画史的感触，按照它的发展嬗 变记录下来，像创作一样，只写真实感受，不求全备。史迹有大小轻重，对个人自然有亲疏区别，取之于道，不在‘满汉全席’”（郑为《中国绘画史》前言）。

这部三十六万字的书稿，其实凝聚了郑先生毕生的智慧，更耗尽他晚年最后一点心力。而且为了书中的图版，曾不顾自己八十多岁高龄，在家中“土法上 马”，搭建简易摄影棚，亲自爬上爬下，翻拍资料照片。即使在他最后病重期间，还在医院反复修改稿件。他对这部书寄托了无限的深情，并追忆起当年追随恩师李 证刚先生，在重庆栾家院宿舍的桐油灯下每日检查他课业的情景。他将此书敬献给这位已故恩师，以表达他对老师的无限眷恋。令人万分遗憾的是，郑先生生前没有 看到自己的著作问世，即魂归道山。直到他逝世月余，著作才姗姗来迟。

四

每次拜访郑先生，都让人身心愉悦，畅聆教诲，如沐春风。先生平易近人，慢声细语。他的作品纵然千变万化，但同样赏心悦目，情理交织，见出画家严 密的思绪和理路，炽热的情感蕴蓄其中，含而不发，令人想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君子风怀。2001年初，他刚画了一幅《残垣》，我去看他，先生非常得 意。但见断垣残壁一角，几株藤蔓须草在上面散落，丝丝缕缕，密密匝匝，仿佛信手拈来。深秋初冬的一角景致里，暗隐着倔强的生机。这样的作品，似乎也只有他 这样深谙中西画理，思虑缜密的学者能够画出，余韵无穷。

还有一次，我又去看他。老人兴奋地领我去画室，说昨晚一气呵成，画了一幅油彩的兰花，自觉非常满意。画面清气扑面，完全打破中西绘画壁垒，分明是用油彩挥洒传统文人胸臆，笔笔兰叶以劲挺潇洒的行草笔意写出，惟有那花蕊和草泥则以洗练的印象派手法画出。

先生翻转画幅，给我看背面的题词：“先祖遗泽——郑同荷，郑同荷乃余祖上培植之名兰品种，据闻抗日战争曾藏之夹墙，越年而不死，嗣后此花在国内濒临绝种，近于桂林公园兰展中见之，因图之以念先祖之遗芳也。二〇〇四年三月八日于古美书屋，郑为自记，时年八十又三矣。”

没有想到，这幅兰花竟成郑先生的绝笔。翌年四月二十日，先生溘然长逝。惭愧当时无知，今日笔者临文之际，展卷再次细读这一画作及题识，回望先生一生著述行迹，方知此画其实大有深意在焉，悲夫！

（本文写作，承郑为夫人徐可润女士不顾八十八岁高龄，提供有关资料并亲自修订审稿，谨此致谢。）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