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一代宗师张宗祥

近代江南嘉禾，多出文人巨儒，如晚清大儒沈曾植、国学大师王国维、文坛巨匠茅盾、艺术奇才李叔同等，其中海宁张宗祥先生，为前清末世举人，以南北两大图书馆（京师和浙江）馆长、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之任而名重一时，他同时还是卓有成就的古籍文献版本学家、史学家、书画家、诗人和中医药学家。

张宗祥纪念馆是其出生之所，为中式园林建筑。地处海宁西山南麓，东与诗人徐志摩故居仅百米之遥。远有西山顶紫微亭高高耸立，近有石拱桥及唐代经幢临水倒影，仓基河两岸古木参天，郁郁葱葱，环境悠然宁静，景致优美。走进这艺术、人文与佛教禅相融的江南水乡院落，感受全才张宗祥精微博大、丰富多彩的艺术人生。

煌煌巨帙 留古籍文献无言丰碑

张宗祥1882年出生于大清王朝风雨飘摇的末世，循着传统读书人的成长道路，十岁开始发蒙读书，从四书五经入，博闻强识，遍览群书，加之天资聪慧，很快就脱颖而出，“府试四场，皆第一。”年纪轻轻就成为前清末代举人，名扬乡里。1910年，赴京考职，又取得“殿试一等”得好成绩，第二年，“迁五品，加四品衔。”

但很快辛亥革命爆发，他便回浙江老家教书。1911年底，应浙江省教育司司长沈钧儒之邀到教育司任课长，后曾以视学身份兼任京师图书馆主任之职三年。张宗祥在京师图书馆期间，为国家珍奇文献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在整理敦煌写经七千余卷时，发现古人喜书素绢，实为爱用光纸之故，同时对中国古籍及其刻布流传、版本分目、分类管理做了系统研究；二是编写了《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参考书目；三是校《嵇康集》，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所见奇书，实为毕业最富之日。”

1922年张宗祥任省教育厅厅长，鉴于文澜阁《四库全书》在战乱中受损，尚未恢复，于是奔走沪杭募款，组织人力去北京补抄，历时两年，抄得4497卷，补齐残缺。当时实行中等学校三三制，他悉心推行新学制，整顿教育，并筹建浙江大学。

再后他任瓯海道尹，两年战乱又起，他便开始了沪上赋闲的寓公生涯。因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复出，先后出任叉袋角税所所长、铁道部秘书、交通部秘书等职。解放前夕，张宗祥再回上海做寓公，打算靠行医自食其力，时年68岁矣。

大概张宗祥自己都不曾想到，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职业生涯会峰回路转。1950年，应浙江省之盛邀，张宗祥再出山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个职位，也是他任期最长的一个职位，正是在这个荣耀的岗位上，他为自己一生挚爱的古籍文献事业，创造了无可替代、无比光彩的辉煌篇章，为浙江乃至全国的图书馆事业，做出了彪炳后世的贡献。

张宗祥到任后，利用自己的一双慧眼和人脉关系，派专人奔赴各地抢救和保存古籍，而他在古籍文献方面的崇高威望，也令众多大藏书家愿意把自己的毕生所藏捐献给浙江图书馆。其间，宁波的李氏萱荫楼、南浔的刘氏嘉业堂、长兴的王氏庄诒楼、象山的陈氏缀学堂等江南著名藏书楼，都向浙江图书馆捐出了大量古籍善本。到1952年底，馆藏总数增加一倍以上，达到七十余万册，且新增部分多为线装古籍，当时审定为古籍善本的就有两万册。到1960年，馆藏突破百万大关。至张宗祥逝世的1965年，馆藏达到120余万册。如此煌煌巨帙，是张宗祥留给后人的一座无言的纪念碑。

重振西泠 “存亡继绝的中兴功臣”

西泠印社发起于1904年，正式成立于1913年，至1937年确立天下第一名社的地位。抗战期间一度停止活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印社成员大部分都在上海，已基本上不开展活动了。

张宗祥本不是西泠印社的成员，但他与社中诸公很多都是朋友。早在1919年，他任职京师图书馆主任时，就和第二任社长马衡过从甚密，抗战时他们常在一起喝酒叙谈。1956年，张宗祥提出恢复西泠印社的提案，提出恢复西泠印社的篆刻印泥，兼售书画及碑帖之类，日本、韩国等地来西湖的游客可以随意购买。他说，“西泠印社的学术活动，应该继承下来，徽皖浙三派，浙派势力最大，不仅是浙江的特产，且是东方及世界独具的。”自此，西泠印社开始了颇费周折的恢复工作。张宗祥以筹委会主任身份多方奔走，终于在1963年10月25日召开西泠印社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会上张宗祥当选为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

选他为社长，应是实至名归。张宗祥对金石和碑版之学颇有研究，有专著《书学源流论》《张宗祥藏印选》《张宗祥印选》等行于世。他也是书画大家，潘天寿、沙孟海都对他执弟子礼。

任职社长后，张宗祥提出的第一个建议便是，每月一次社员聚会，讨论学术问题。1963年12月，第一次在杭州饭店聚会，张宗祥、潘天寿、陆维钊、诸乐三、沙孟海等人到场；1964年1月，第二次聚会在西泠饭店举行，省委副书记霍士廉到场，与会的还有上海社员高络园、秦康祥等；2月，第三次聚会在西泠印社柏堂举行，张宗祥已是83岁高龄，仍然兴致勃勃地张罗事务。

在《西泠印社第一代中兴功臣》一文中，现任西泠印社副社长、秘书长陈振濂曾写道，张宗祥是“百年西泠印社存亡继绝的第一代中兴功臣，从而使西泠印社的历史得以赓续，文脉得以延伸。没有他，今天早就没有西泠印社了。”

精于书法 墨趣横生达自然化境

张宗祥精于书法，工诗善画。提起张宗祥，圈内人士都知道他的“三绝”：一是他为中国现代书法的开创者之一；二是他鉴赏字画只需一眼瞥之，即能识其真伪；三是1902年他在嘉兴府中学堂教地理时，自己亲手绘制地图，这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奇迹（当时连教材也是自编的）。

张宗祥七岁时初学颜真卿《多宝塔》，三十来岁后，方易宗李北海，全力临《云麾将军李思训碑》《麓山寺碑》《清华寺碑》，自此之后，一变颜平原之习，略能悟唐人用笔之法；后又以李北海力薄，遂临《石门造像记》《张猛龙碑》，兼习汉碑，并将名碑参互研习。自此书艺渐精，名声日隆。1927年间，有人请章太炎写寿序，给报酬五百金。章太炎发话说：“除张（宗祥）外余子碌碌，不可倩写此文”。那人便转请张宗祥写此寿序，也给了五百金。

张宗祥告诫弟子说，“临帖，妙在能得其神韵，妙在能离所欲离。临帖，也要神完意足。凡大家临帖，都是以己意行之，以得神韵为佳。故大家临帖，往往自成一格，弥觉可爱。”在书法理论研究中，他撰写了《书学源流论》《论书绝句》《临池一得》等重要著作，1992年由浙江美术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张宗祥书学论丛》，是他较为完整的一本书论集。

张宗祥既是一位书论家，更是一位大书法家。观张宗祥书法，用笔劲健，圆笔似折钗，方笔如剑脊。他重视墨法也擅长用笔墨，墨气酣畅淋漓，秀润华滋，浓淡枯湿，曲尽其妙。尤其他晚年书法，更是疏密错落，随笔生势，气度娴雅，给人浑然一体的感觉。“一笔书”“一气呵成”在他的行楷、草书中表现得非常强烈，即使是楷书，他也是用行书笔法书写的，这些皆得益于章法之美。由于他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又通过多年实践才深得书法要领，故所作书法自然畅达，墨趣横生，气韵生动，意象联翩，达到了一种自然化境。

张宗祥为人谦逊，曾经在一封信中对自己的书画艺术有过评点。“尹默（即沈尹黙）极好友。我字与彼，彼用功，我天资高，各有长处。彼既一帧售50元，我亦不可过高，至多高二成。画可随便定，但亦不能过老友黄宾虹，照黄宾虹例，或减二成可也。”

张宗祥由于多见古人真迹，手摹心追，心领神会，得其奥妙，所以鉴藏特精，被公认为“识宝大师”。他曾被聘为故宫博物院名誉委员，所见之物难逃他的法眼。沙孟海说，“阆公赏鉴书画，一瞥即能审定其真伪，以生平经眼既多，对古画的气韵、墨色、纸张、装裱，触手即知，固不必验其题识、印章，而后才能品第也。”

抄校古籍 “每从长夜到天明”

张宗祥毕生从事抄校古籍，致力于搜抄善本、孤本，有“抄校古籍近万卷”之说，他《八十书怀》诗云：“四五十年事抄校，每从长夜到天明”，是他一生从事抄校的写照。他抄书成癖，边抄边校，往往夜以继日，据说运笔如飞，一昼夜能抄二万四五千字。他一生抄校书籍近万卷，前无古人。

抄校古籍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而不是机械地缮写原著，张宗祥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每抄必收古本珍藏，反复校改。因此，他抄的书都出现新面貌，远胜明清旧刊，无一不可以立时重印，至今他抄校的书出版发行的有十多种。

张宗祥抄校书籍几乎陪伴了一生，57岁时，已抄书六千多卷，曾钤“手抄六千卷楼”的印章。其中有一部分书，抗战时期运往重庆，抗战胜利后，中央图书馆以木船运书送返南京时，途中在三峡翻船，书与船一起沉入江中。1950年，张宗祥留沪清理亲戚保存的手抄本，仅存两千数百卷，编成《铁如意馆手抄书目》。他在年谱中写道：“本意欲抄八千卷、与丁氏八千卷楼相匹，今年将七十，恐此愿难偿”。而69岁后，他仍抄校不辍。1963年，韩登安先生刻了一方“手抄八千卷楼”印章给张老，张宗祥很是高兴，直至83岁时还抄校了柳如是的《湖上草附尺牍》。

张宗祥所抄之书，不是稀世善本便是面临绝版的孤本，故经张宗祥抄校之书皆是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张宗祥有“看书不如抄书”的信念，并刻有印章。为了抢救优秀的传统文化，决定“述而不作”，放弃个人著书立说，而从事抄校，有许多孤本若不是当年先生录副，恐如今已无法在世觅得了。所以张宗祥所抄校的古籍，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来源：杭州日报 文/ 陈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