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出身贫苦，自称“草衣”，但一生都有“贵人相助”。
黄 剑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十巨册的出版，其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了齐白石书、画、印的权威范本(当下所有收录齐白石作品的画册，包括全集、选集、合集，都有意或无心地混入了或多或少的伪作，其他凡是能在艺术市场卖钱的已故画家的作品集无不如此，中国书画鉴定重“著录”的观念，从未像今天这样不靠谱)，更重要的是，大量未发表的日记、诗集、文稿、杂记、书信、账簿等文字资料，以及齐白石收藏的师友作品同时影印出版，为齐白石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
齐白石去世后不久，家属将其遗作、遗物和收藏，包括老人所有的文字留存都捐献出来。准备安置这些物品的“齐白石纪念馆”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迟迟未能建成，但这些物品却因此得以在北京画院的库房里完整保留至今，也算幸事。北京画院的这批藏品除了齐白石本人的书、画、印和诗文以不同形式不完整地出版过，其他内容只有少数几位有机会接触它们的研究者在文章中有所引用，一鳞半爪，让其他无缘得见者羡慕得紧。现在北京画院用如此巨大的篇幅将其全部出版，真有点“大揭秘”的感觉。尤其是第九册《手稿卷》和第十册《综合卷》，直接或间接透露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重新发现”齐白石的意义。
齐白石出身贫苦，自称“草衣”，但一生都有“贵人相助”。中年之前，家乡士绅的提携是其出人头地的关键。
齐白石二十七岁时，为做“雕花活”的顾主随手画的几张花鸟画，被邻村名士胡沁园赏识，遂收为学生，授其画艺，又请好友陈少蕃教其诗文。胡沁园不仅无偿提供齐白石食宿，还为他张罗替人画像的生意，促成了齐白石由雕花木匠向职业画师的身份转变。《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综合卷》收有齐白石珍藏的两件胡沁园的写意墨虾、墨蟹，这颇出人意料。胡沁园以细笔见长，所作多以工笔花鸟为主，《白石老人自述》中也说：“我早年跟胡沁园师学的是工笔画。”虾和蟹是“衰年变法”后的齐白石经常画的题材，笔墨自然比恩师当年要老到得多，但逸笔草草、水墨淋漓的气质是一致的。齐白石刻意保留恩师这两张未署款钤印的意笔小画，无意间透露了其晚年画风的最早渊源。齐白石视胡沁园为“生平第一知己”，1914年胡沁园去世时，齐白石画了二十幅画，亲自裱好在灵前焚化。后来，凡胡家及亲友求画，齐白石皆有求必应。解放后，胡沁园之孙胡文效与齐白石三子齐子如一道供职于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齐白石提供了多件作品作为该馆馆藏。1953年甚至为东北博物馆抄写《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文，1954年又在东北博物馆举办“齐白石画展”，这都不无报答师恩的因素。
通过胡沁园，齐白石结识了湘潭互为姻亲的望族——胡、黎两家的子弟，如胡沁园的外甥王训、黎丹，侄子胡立三，以及黎松安、罗醒吾、罗真吾、谭子荃、黎薇荪等同辈好友。他们诗词唱和、画笔留连，还推年长的齐白石为诗社社长，使他渐渐融入了当地的士绅文人圈。其中黎松安、黎薇荪还是齐白石的篆刻启蒙者，黎薇荪后来在四川做官时仍不忘寄给他丁敬、黄小松两家的印谱。《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手稿卷》收《白石诗草》，有《忆罗山往事》二首写黎松安，其一云：“谁云春梦了无痕，印见丁黄始入门。今日羡君赢一着，儿为博士父诗人。”可见齐白石是很感念这些世家子弟不嫌其出身贫贱而相扶持的。黎松安的“博士”儿子黎锦熙为著名语言学家，是毛泽东早年的老师和挚友，也是齐白石的忘年交。《综合卷》收有1946年齐白石请胡适为自己所编《齐白石年谱》的手稿，上面有黎锦熙的多处按语。胡适原稿在齐白石年岁上的涂改痕迹甚多，黎锦熙在批注中揭示了齐白石年岁的秘密：齐白石七十五岁时，同乡舒贻上(湖南名流，也是毛泽东早年的老师之一，解放后，经毛泽东亲自介绍到北京出版总署工作，1952年调至人民出版社)为他算八字，称丁丑年(1937)是命关，要他用“瞒天过海法”，直接称七十七岁。胡适后来照此进行了修改，才算一一吻合。
齐白石三十七岁时，拜名满天下的湘潭王湘绮为师。此前王湘绮已收了一个铜匠曾招吉和一个铁匠张仲?为徒弟，加上齐白石这位木匠，号称“王门三匠”。王氏《湘绮楼日记》说齐白石“文尚成章，诗则似薛蟠体”，并且在背后称他“齐木匠”。胡适在《齐白石年谱》的序言中还因此为他鸣不平：“白石虽拜在湘绮门下，但他的性情与身世都使他学不会王湘绮那一套假古董，所以白石的诗与文都没有中他的毒。”事实上，王湘绮对齐白石十分器重并多有提携。《综合卷》收有王湘绮的墨迹十余件。其中书法条幅及楹联有属齐白石上款，也有属他人上款的，显然是齐白石另外搜罗而来；序跋、信札等其他文字则是专为齐白石而作的。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为齐白石撰《白石草衣金石刻画序言》，称“白石草衣，起于造士，画品琴德，俱入名域，尤精刀笔，非知交不妄应。朋座密谈时，有生客至，辄逡巡避去，有高世之志，而恂恂如不能言”。王湘绮还为齐白石祖母作《齐璜祖母马孺人墓志铭》，齐白石亲自奏刀勒石，并将拓本和王氏原稿一起随身珍藏。
王湘绮交游遍天下，齐白石也经常随侍参加各种诗会雅集，得以结识文人名士和社会名流。四十二岁时与铁匠张仲?一起，应王湘绮之约游历江西。《白石老人自述》中说：“铜匠出身的曾招吉，那时在南昌制造空运大气球，听说他试验了几次，都掉到水里去了，人都作为笑谈，他仍是专心一志地研究……他们二人的学问，也许比我高明些，但是性情可不与我一样。仲?也是新从陕西回来，他是一个热心做官的人，喜欢高谈阔论，说些不着边际的大话，表示他的抱负不凡。招吉平常日子都穿着官靴，走起路来，迈着鸭子似的八字方步，表示他是一个会做文章的读书人。南昌是江西省城，大官儿不算很少，钦慕湘绮师的盛名，时常来登门拜访。仲?和招吉，依傍老师的面子，周旋其间。倒也认识了很多阔人。”“王门三匠”齐聚南昌，并随王湘绮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也是一道奇观。齐白石对另外“二匠”的不以为然，颇有点“同行”相轻的味道。
《白石老人自述》提起这次南昌之行还说：“七夕那天，湘绮师在寓所，招集我们一起饮酒，并赐食石榴。席间，湘绮师说：‘南昌自从曾文正公去后，文风停顿了好久，今天是七夕良辰，不可无诗，我们来联句吧！’他就自己首唱了两句：‘地灵盛江汇，星聚及秋期。’我们三个人听了，都没有联上，大家互相看看，觉得很不体面。好在湘绮师是知道我们底细的，看我们谁都联不上，也就罢了。”齐白石为此深感羞愧，后来“就把‘借山吟馆’的‘吟’字删去，我的书室，只名为‘借山馆’了”。《综合卷》收有小楷“南昌七夕联句”一纸，看笔迹应为王湘绮所书，联句中赫然有齐白石一句“久坐生微凉，竹簟清露滋”，也有张仲?的一句在其中。既然齐白石在《自述》中称“没有联上”，那或许是王湘绮事后誊写时给他们名下一人加了一句，因此齐白石一直是“偷偷”地保存这张纸片。还有一纸为王湘绮写给他的《招饮会客便笺》，是要他与求印的主顾见面，并说：“多见一人增一阅历，不必效孤僻一派。”这是对齐白石“高世之志”的批评，非亲密者不能如此直言。
《综合卷》还收录了瞿宣颖所作《白石老人八十寿言》楷书条幅，其中说：“宣统己庚之间，山人偕湘绮翁来长沙。适吾家有春禊之集，先公为诗，湘绮与诸君和焉。待山人为图，图未及就，蹉跎逢变。”瞿宣颖即瞿蜕园，其父瞿鸿?为清末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权倾一时。《白石老人自述》记载此事称：“当日湘绮师在席间对我说：‘濒生这几年，足迹半天下，好久没有给同乡人作画了，今天的集会，可以画一幅《超览楼禊集图》啦！’我说：‘老师的吩咐，一定遵办！’可是我口头虽答允了，因为不久就回了家，这图却没有画成。”这显然是王湘绮在名流显贵之前有意力挺齐白石。王湘绮还曾介绍齐白石为两广总督谭钟麟画像，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勤公像》。对王湘绮的提携，齐白石是感恩戴德的，三十年后，齐白石还为瞿蜕园补画了《长沙超览楼禊集图》，此图现藏故宫博物院，上有题诗三首，其一云：“忆旧难逢话旧人，阿吾不复梦王门。则思处处堪挥泪，食果看花总有恩。”
其实，在清末民初，王门弟子这一身份本身就是上流社会的通行证。《综合卷》收有三张润格，两张为樊樊山所书，一张为吴昌硕所书。三件润格无一例外都在开头即强调齐白石乃“湘绮高弟子”，可见这个身份也可以带来很好的市场号召力。更不用说湘绮老人门下三千弟子，遍布政界文坛，原本就是一个可以互相照应帮衬的交游圈。王湘绮的弟子杨度、夏午诒、杨庄、易实甫、陈兆奎、张篁溪等都给过齐白石不同程度的关照。尤其是夏午诒，可以说是促使齐白石真正成名的关键人物。
齐白石四十岁时，认识了同门夏午诒。此前，齐白石足迹还未出湘潭。夏午诒力劝齐白石不要“株守家园”，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教如夫人书画的理由请齐白石赴西安游历，并介绍齐白石认识了另一个“贵人”樊樊山；第二年又带齐白石去北京任上，使其得以与李瑞荃、曾熙等书画名家交往。正是夏午诒让齐白石走出了所谓“五出五归”的第一步，齐白石本人和后来的研究者对此都津津乐道，故不再赘述。但很少有人提及夏午诒的生平，这里不妨作一简介。
夏寿田，字午诒，清末江西巡抚夏竹轩之子。父子皆受业湘绮老人门下。夏午诒文学甚佳，能诗，尤精于词，擅书法。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榜眼)。“保路运动”时为四川总督端方幕僚，端方为起义新军所杀后，夏午诒收拾端方骸骨，护榇北归，一时人称“风义”。后入袁世凯府，成为袁世凯的亲信幕僚之一。袁世凯死后，1916年7月14日黎元洪下惩办祸首令，杨度居第一名，夏午诒也赫然同列，这么一来，湘绮门下出了两个“莽大夫”。夏午诒后又入直系头领曹锟幕府，并不得志，加上操守清廉，几至无以为生。后来，上海犹太富商哈同的义子姬觉弥，有偏爱“活古董”之癖，因他是榜眼，迎他南下，和刘春霖、商衍鎏凑成“三鼎甲”之数，供其食住。夏午诒一直意兴萧索，晚年逃佛，1934年到福州鼓山受戒，又到泉州，和弘一大师盘桓些时，回到上海不久便去世了。
杨度作为“洪宪六君子”的主角，后又加入共产党，可谓风云人物；夏午诒一生多居赞襄帷幄的地位，注意的人较少，声名远不及杨度。不过两人对齐白石都极其关照。《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手稿卷》所收齐白石《己未日记》记载，他卖画收入的钱，都交杨度收存，杨度在折子上记：“齐白石山人寄存款项于虎头陀室。约以周年八厘生息。随时可以取还。非濒生及其世兄子贞亲自取款，不得发与他人。他人得此折者，不足为据。虎头陀杨??子批。民国八年七月五日收濒生交来洋五百元。七月五日收濒生交来洋叁百元，七月九日收濒生交来洋贰百元，七月十四收濒生交来洋壹百元。”闰七月及八、九月，又存杨度处七次约计八百元。白石在九月初九记：“此约杨虎公处二千二百元，后去数笔无细数。”看来1919年定居北京之初，齐白石的卖画生意并不像他后来所说的那般萧条，何况还有杨度帮他“理财”。
《手稿卷》所收《庚申日记并杂作》记当年十月初三，夏午诒派人接他“去保定游玩”。在保定二十余日，日记只记了几通书信、几首题画诗。十月十五日记“是日得人谢金”，并说“羞其年将六十，犹受人怜”。得了谁的“谢金”、受谁“怜”呢？齐白石在保定为某人作画刻印，却又不愿说出姓名的这个人就是曹锟。《手稿卷》所收《辛酉日记》记载这一年齐白石三次赴保定，只有一则为夏作画的记载，十月廿一日记：“为天畸画关、岳像成，伊以为不如前画二像之衣用笔超绝也。”“前画二像”是指为曹锟所画《汉关壮缪像》和《岳武穆像》，今藏天津艺术博物馆，上有“虎威上将军命齐璜恭摹”款。联系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要推荐齐白石为内廷供奉，夏午诒对齐白石的照应可谓不遗余力。
《综合卷》收有多件樊樊山写给齐白石的书法、信札和润格。夏午诒介绍两人在西安初识时，樊樊山为陕西布政使。齐白石送了几方印章，樊氏赠以白银五十两，并为他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卖画和印章的润例。凭借此润格和樊樊山的大名，齐白石在西安、桂林、北京、广州等地吸引了许多顾主，多有收入。1919年齐白石定居北京之初，声名不显，闲居北京的樊樊山又再次为他书写润格。信札大多与齐白石讨论诗歌、篆刻，褒扬之外也有建议商榷。《综合卷》还收录了樊樊山为齐白石《借山吟馆诗草》所作序言，齐白石在文稿上注：“樊山翁序白石之诗。文章之妙，此序不如前作，余固不用，他日儿孙弃之可矣。余不忍弃者，与樊君之交情，见前叙可知，可感耳。” 所谓“前作”即1926年出版《借山吟馆诗草》时用的樊序。两序相比，皆以溢美之词为主，这也是作序的一般套路，但“前作”对齐白石诗作的形容更为风雅虚华，或许这正是齐白石取舍的原因。两人感情固然深厚，只是此时的齐白石对自己“薛蟠体”的信心已今非昔比，樊樊山这样的诗坛老手也不知如何投其所好了。可以说樊樊山是为齐白石鼓吹最多、最积极的显赫人物。《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篆刻卷》收有齐白石篆刻“老年涕泪哭樊山”，是他们三十年情谊的见证。
齐白石的贵人还有一位不得不提，那就是曾任湖北省政务厅长、众议院议员、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上海《时事新报》总经理的胡南湖。《己未日记》七月七日记：“胡南湖人最慕余，一见如故。”闰七月十八日记：“胡南湖见余画篱豆一幅，喜极。正色曰：能赠我，当报公以婢。余即赠之。并作诗以纪其事。”两个月后的九月十三日，白石南返回乡，“胡南湖送宝珠来”。宝珠就是胡南湖所说之“婢”，是以胡南湖母亲义女身份送到齐家的。白石将她带回湘潭家中，不久，就由白石发妻陈春君做主，纳胡宝珠为副室。1920年代到1940年代初，即齐白石艺术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始终是胡宝珠侍候他的生活起居，并为他生了诸多儿女。1941年，陈春君去世后，齐白石立胡宝珠为继室。一幅“篱豆”而换得一妻，也是一段佳话。
另一位也送给齐白石“婢”的“贵人”就没有得到齐白石的好评。先后任国民革命军师长、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的王瓒绪，1931年托在京的友人请齐白石刻印，后彼此通讯，成为“千里神交”。齐白石为王瓒绪作画甚多，王氏也报以重金，并赠他一侍女，为他“磨墨理纸”，后逃逸。1932年齐白石作《山水十二屏》赠王瓒绪，此作现藏重庆博物馆，为存世齐白石山水画之最佳者，其中“梦中蜀景”一屏题诗曰：“百尺红素倦红鳞，一诺应酬知己恩。昨夜梦中偏识道，布衣长揖见将军。”王氏一再邀齐白石入川游历，并说可挣丰厚润资。1936年，齐白石终于成行，在成都等地为王瓒绪刻印又作画。但这次蜀游，齐白石是败兴而归，因为王瓒绪原答应给他三千元酬金，最后只给了四百元。《手稿卷》收录了齐白石弟子姚石倩捐赠的齐氏1919年至1950年写给他的书信四十一封，为传世最多的齐白石书信文字。这批书信大多是齐白石通过姚石倩与王瓒绪联系，谈为王氏刻印作画之事。未入蜀前，齐白石提及王瓒绪无不用尊称，也多奉承之语。1933年一信云：“来蜀不久留连为快，不在金钱，在王君之爱书画金石之诚，即可钦佩。况对余吾有可铭感也。吾如能游蜀，不在此数千元，愿一见王将军，吾不为食言之人幸矣。一息犹存，待机后会。”而从成都返京后的书信却说：“此次予之出成都，大有容人之失信食言。倘吾执弟代王瓒绪许赠三千元之函说话，瓒绪难骗人三千元，吾弟难矣。吾爱吾弟，故一掷三千金，足见君子与小人也。”从“王将军”到直呼“王瓒绪”，《白石老人自述》提及此事更是成了“四川有个姓王的军人”，可见齐白石“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的底线是不容触犯的。《手稿卷》所收《蜀游杂记》手稿，齐白石对提及王瓒绪的部分均做了涂抹和撕毁，姚石倩的来函也未作保留，而姚石倩却把齐白石的书信捐献出来，这恐怕是有违师愿的吧。
其实，齐白石的贵人还有很多，如促成其“衰年变法”的陈师曾、请他到北京艺专任教的徐悲鸿、为他的大力宣扬的王森然和胡佩衡、被他称为“知己第五人”朱屺瞻、在众人面前给足他颜面的梅兰芳，等等。他们或是在艺术层面被齐白石引为知己，或是在齐白石名声大振之后锦上添花，或是以弟子辈的身份为齐白石鼓吹奔走，故不在本文所谓的“贵人”之列。他们为齐白石所感念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但从不触碰“卖画不论交情”的底线，而且还帮助他拓展市场，进而关心他的生活起居，这是齐白石最为高兴的。至于后来结识的于右任、李宗仁、张学良、张群、胡若愚、王树常等高官达人，或梁启超、周作人、罗家伦、张伯驹等一时名流，不过是慕名而来的“卖画交情”而已。真正给他晚年带来意想不到的声誉和地位的是他的另一个湖南湘潭老乡。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手稿卷》第266页印有《齐某上书》一纸，文曰：“主席钧鉴：敬呈者，某自七岁牧牛，十□岁为木工，卅岁学作画刊印，六十岁后因乡关有兵事，避乱来北京，以卖画刊印作活计。今已九十岁，还在人间，且欲以口服累及吾主席矣。盖某老年丧偶，饮食起居，赖护士扶持，膝下稚子雏孙近廿口。去岁承艺专月赠小米八百斤，当时物价低廉，且有少量刊画收入补助，故得勉强支持。最近百物上涨，刊画更趋沉寂，仅恃艺专薪资，每月樽节为之，只能支持旬日，活计实属堪虞。以是不揣迫切上书，乞主席按月增加津贴，藉以全我主席养老之大德。此外，某于往年在湖南湘潭白石铺茹家冲置有田屋，田约二百余亩，住宅一进。当时出此者，实欲于老年南归，教子耕种，以养某余年。不料从抗战至今，卒无南还机会，余年几何？且儿辈均侍在京，往后决令其以劳动取食，以符主席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之旨，无须田屋。为此，拟将上项田屋全部献给国家，以便归还人民。上两项谨呈，某不胜待命之至。未缘觐见，惟遥祝主席寿并河山。敬请钧安。齐某上书。”
《齐某上书》为1950年初齐白石写给毛泽东信函的草稿。此信前半段为虚，后半段才是实。当时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党和政府的关怀还未送达齐白石这样的老艺人身边，加上艺术市场萎缩，“刊画更趋沉寂”，以卖画为生的齐白石不得不为将来的“活计”担忧；不过齐白石三十年代以后卖画生意向来很好，加上生活节俭，一有积蓄即换为金银，埋入地下保存，因而绝不至于无米下锅。强调早年穷苦、中年奔波、老年丧偶、生活困难，先博取同情，是为了探听在“土改”运动中，家乡的“田约二百余亩，住宅一进”是否会累及自身和家人。白石老人还是搭准了“新社会”的“时代的脉搏”，在明知保不住的前提下，主动向同乡毛主席表态将“田屋全部献给国家，以便归还人民”。后来的事实证明，齐白石这种一贯的只求做“顺民”的低姿态，在“新时代”不仅足以自保，并且得到的礼遇远比“按月增加津贴”要多得多，这或许是出乎他意料的。
事实上，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毛泽东就曾写信向齐白石致意。应在此“上书”后不久，1950年4月，毛泽东便邀请齐白石晚宴，朱德作陪。10月，齐白石把自己八十二岁时所作《鹰》配上“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的篆书对联，献给毛泽东。1946年，齐白石为蒋介石祝寿送的《松柏高立》图，画的也是鹰，篆书对联是“人生长寿、天下太平”。1955年，齐白石送给到访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的作品也是《鹰》，同时送给副总理博尔茨的却是《菊花蝴蝶》。足见齐白石的“鹰”是非大“贵人”不送的。
接着，好事连连：1951年，齐白石被选为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1953年1月，中央美术学院庆祝白石老人九十寿诞，毛泽东亦送寿礼；同年，文化部授予齐白石“人民艺术家”荣誉奖状，并选其为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主席；1954年，在北京举办“齐白石绘画展”，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授予齐白石为“通讯院士”荣誉状；1956年，荣获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1957年，在他故世的这一年年初，担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
当年夏午诒曾给齐白石一笔钱，让他捐个官做，但齐白石坚持布衣身份。1920年，为感激梅兰芳在“满座都是阔人”面前为他“圆了面子”，赠诗云：“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齐白石正是以布衣农民的质朴与精明，经营自己的艺术和人际关系，赢得了“先朝公卿”的礼遇和帮助。《综合卷》收有一封夏午诒1933年写给齐白石的信札，对久未谋面的故交，夏氏的语气超乎寻常的恭敬，对齐白石的艺术更是无比“佩仰”，求字则曰：“敬求白石山翁篆一窄小长联。”此“山翁”在夏榜眼的眼里早已不是当年的“草衣”。在“贵人”们一一故去之后，齐白石也还有过“动公卿”的念头，如1946年请胡适编年谱、去南京办展览、送蒋介石画作等一系列举动。无奈天下不太平，“公卿”们自顾不暇。好在齐白石“人生长寿”，等到真正的“新朝”到来时，他的“草衣”身世及其艺术的民间性，反而为他带来了“人民艺术家”的最高荣誉，成了那个时代的“贵人”，这是齐白石所不曾梦见的。
《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综合卷》收有老舍的那封著名的《命题求画信函》，以古诗四句为题求画。我们知道的故事是：齐白石以“蛙声十里出山泉”作画，只画一泓山泉和数只蝌蚪，即让人若闻“蛙声十里”矣。于是我们感慨画家的奇思妙想和高超手段。看到这信的原稿才知道，其实老舍事先对每句古诗都做了提示，如：“二、蛙声十里出山泉，查初白句。蝌斗四五，随水摇曳，无蛙而蛙声可想矣。三、凄迷灯火更宜秋，赵秋谷句。一灯斜吹，上飘一黄叶，有秋意矣。”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整个时代对齐白石的宠爱。我们不知道年过九旬的白石老人，是否会像当年王湘绮在“南昌七夕联句”诗稿上加上他的名字一样，觉得受之有愧。可以肯定的是，《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的很多内容，齐白石是不愿公之于世的。比如，我们把收录作品的几卷和《手稿卷》、《综合卷》对比着读，细心而谙熟齐白石画风的读者会发现，所谓的“范本”有时候也不必是画家本人的手笔。天才总是有一点怪癖与算计的，既然齐白石早年的“贵人”们可以如此宽容，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上升为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