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力在研讨会上发言
邵大箴在研讨会上发言
自元代以来，传统花鸟画的题材(也可以理解为绘画的内容)基本局限在“岁寒三友”和梅兰竹菊“四君子”等符合文人士大夫审美标准的植物上。历代画家将这些植物赋予特定的象征意义，比如松柏、梅菊象征不畏严寒、巍然独立的品格；兰、竹象征洁身自爱、超然尘世、刚直不阿、宁折不屈的品格。再加上这些植物本身优美的造型很易入画，因此，“岁寒三友”和梅兰竹菊“四君子”成为历代文人士大夫的绘画专利，以标榜他们的高贵的社会身份和特殊的文化地位。
直到近代的齐白石，才彻底打破了传统观念，不再将画笔仅仅局限于刻画这些天然美丽的植物，而是将目光和画笔转向了更为广大的自然界。齐白石视万物众生平等，他为牵牛花留形，为小老鼠造影。尤其是齐白石画虾，在中国家喻户晓。只要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齐白石画得虾什么样子。而传统文人，绝对不会想到也不屑于画这些平凡甚至是污秽之物。同时代，还有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那就是画马的徐悲鸿。这两个伟大的艺术家，不仅在艺术史上是一座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更重要的是，他们使艺术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家中、心里，直至今日，不知道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的国人，几乎不存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两位伟大艺术家的艺术活动，已经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之后，潘天寿又为山野间的诸多无名小花小草存形留影。这些绘画大师先后将绘画的内容由高雅转向通俗化、日常化。而继承这一平民思想的潘天寿的弟子刘伯骏，长达60年着眼于平实朴素的日常花草。他选取向日葵、鸡冠花、美人蕉、荷花，形成别具一格的“平民花中四君子”题材，作为自己60余年绘画创作的主要对象。刘老的“平民花中四君子”题材，在传统“岁寒三友”和“梅兰竹菊四君子”题材上取得了原创性的突破与拓展，得到了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和认可。
已故德高望重的艺术界泰斗、著名艺术史家常任侠先生早在1993年，就曾撰文指出：“大千世界之芸芸众生，恒河沙数之人间万象，无不入其画境。它们虽贱为丑类，然一经他(刘伯骏)点染，便意蕴鲜活，堪称艺术佳品，从而拓展了绘画题材领域。”
中国美协副主席，原中国美院院长肖峰2004年撰文称：“‘平民花’的美人蕉、鸡冠花、向日葵、残荷，野花、蔬果、青菜、萝卜、茄子、辣椒、蘑菇、土豆、苦瓜、红薯，螳螂、壁虎和癞蛤蟆等等……都成了他热衷的题材。这些题材来自自然，以造化为师。伯骏的艺术之所以感人，正因为他面对现实，不为前人的“程式”所束缚，自成一格，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故气韵生动，充满朝气，具有乡土特色和时代气息，开创了花鸟画的新天地。”
2011年10月在中国美术馆成功举办了“十指禅机o刘伯骏艺术展”暨学术研讨会，著名艺术理论家、中央美院教授王宏建在研讨会上说：“刘老另外一个题材我很感动，创造了“平民花中四君子”：向日葵、鸡冠花、美人蕉、荷花。荷花前人画得比较多，但是刘老的荷花我看了几幅大的，确实像范迪安说的，介乎具像和抽象之间，远看像一幅抽象画，但有荷花的具体形象。构图上他继承了潘天寿先生有开有合、有收有放的传统，但是有自己的东西，好像更自由。这些荷花有感情在里面，像燃烧的火一样在跳动。刘伯骏先生选自己最熟悉、最喜爱的东西作为常年作画的题材，也体现出了刘老的画是有根有源的。所以他的画有生命在里面，不是纯粹的技巧技法。”
著名批评家、策展人、华南师大教授皮道坚在研讨会上说：“第三点是刘先生作品的新意。刚才王宏建先生已经讲了，首先是题材新，也在传统基础上画一些传统的梅兰竹菊，竹子、兰花都画得很好。但是，他提出来一个新四君子：向日葵、美人蕉、荷花、鸡冠花，这个提法主要是时代生活的转变，传统的梅兰竹菊是文人士大夫为了表达他们的宁静、沉思的心灵和精神状态。刘先生虽然几十年不求闻达，但是他实际生活在民间，实际和中国当下人们的生活环境、气氛、氛围联系在一起，所以他的四君子题材主要是刘先生自己的个人感受。作为一种四君子和传统的四君子区别出来本身这样的提法和作品都有新意。我们看这里的一幅向日葵所体现的是我们时代的气息，他的向日葵和凡高的向日葵就是不一样，这是题材新。”
北京画院齐白石美术馆馆长吴洪亮在研讨会上说他对刘老平民花中四君子的向日葵很感兴趣，因为“在我的美术馆有很多齐白石收藏，齐白石也画过向日葵，而且有两张非常有趣。我看到刘老作品想到那两幅画，其中一幅画是立轴，画两三枝向日葵，开始我看到这幅画没有感觉，画得蔫头耷拉脑袋的向日葵，没有趣味而且用笔很肉。按照齐白石用笔的能力推断，如果这张画直接放在市场上，我们都不敢认是齐老画的。但是仔细读题跋的时候发现齐老其实在表达另外一种情景：他画的是一个‘四时阴雨日无光’下的向日葵。因此他画的那个向日葵没有那样的灿烂。另外还有一幅图稿，画了一个阳光灿烂的向日葵，用笔极其率真，而且只画了向日葵的后脑勺。这是我今天看到刘老多幅向日葵想到的——同为20世纪的大师，他们是怎样表现同样一个题材的。在刘老作品中我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题目，同样是向日葵，画了‘日午修高阳’的向日葵，画了‘向阳吻天’的向日葵，有‘无畏炎热困’的向日葵……题目和作品有一种很好的对应，这是中国画很有趣的一个方面，这种趣味通过刘老的笔墨、通过刘老的观念呈现了出来。”
中央美院教授、中国艺术市场分析研究中心主任赵力在研讨会上说：“新的四君子题材注重形的表达，他的作品有空间感，有空间表达，而且努力建立作品和自然和生活之间的关系。”
中央美院博士、“十指禅机 刘伯骏艺术展”策展人郭红梅在展览及画册中撰文认为：
刘老选取向日葵、鸡冠花、美人蕉、荷花，形成别具一格的“平民花中四君子”题材。
至于向日葵，刘老之前鲜有画家涉及，而将其作为终身创作题材者更是寥寥。刘老将向日葵作为反复研究描摹之对象，始于1961年。是年，他以右倾罪名被下放到巴山深处、川陕交界的万源县紫溪乡劳动。此处，满目遍及的向日葵成为刘老艺术上的精神寄托。在那个特殊年代，唯独向日葵作为“向阳花”可随时入画。以艺术创作为生存依托的刘伯骏，就是在如此特殊之社会语境下开始对向日葵作真实而非意识形态化的描绘，这一画便是50载。
相较而言，将鸡冠花入画，绝非与刘老人生境遇关联密切，但依然得以从中体味到刘老对植物的个人感受。刘伯骏将笔下鸡冠花塑造为云蒸霞蔚、顶天立地的艺术形象，具有巫鸿所谓的“纪念碑性”。观之，一种敬畏感油然而生。而人们所仰慕之对象既非历史，亦非伟人，却为自然本身。刘老赋予鸡冠花以强烈的视觉张力，于审美性之外又诉诸精神性内涵。
在万千花草中，“荷花”独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之品质。因此，它虽不入四君子之列，却历来深得文人偏爱。无论写意抑或工笔，画荷花者不胜枚举，而能于创作语言上得重大突破者则少之又少。然刘老能从中变法，突破陈规，形成塑造荷花的独特笔墨风格。在此，刘老有两大禅机，一是以“指墨”画荷花，有别于他人以笔作画。刘老犹能十指蘸墨，左右开弓，挥洒写意，在描绘荷花时，于酣畅淋漓中又不乏形肖笔似；二是“以彩代墨”画荷花，有别于他人的传统墨画荷花，色彩纷繁，生意盎然。同时，刘老还将花与叶融合而绘，画荷叶时，突破单一墨色，如荷花般柔弱妩媚、绚丽多彩；绘荷花时，如荷叶般果决挺立、尽情舒展。刘老借助笔墨差异将两者意象加以转化，巧妙而完美，视之看花似叶，看叶似花，深得 “花非花、叶非叶；花似叶、叶似花；花即叶、叶即花”之禅机。
而将美人蕉入画，则在于刘老对其坚忍性格之钦羡。佛家有云：美人蕉由佛祖脚趾所流鲜血幻化而成。刘老笔下的美人蕉多为红色，在注重美人蕉给人的视觉感受之外，他更为钦佩美人蕉在酷热之中的淡然，正如刘老曾于一幅美人蕉作品中所题：“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高温持不下，无畏酷暑灼。”
刘老的“平民花中四君子”题材，着眼于平实朴素的日常花草，在传统题材上取得诸多突破与拓展。
以上7位专家、学者基本上是中国艺术界公认的权威，他们的著作以及言论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艺术史写作的基础。通过这些权威人士对刘伯骏 “平民花中四君子”概念及其作品的评价，可以雄辩地看到刘伯骏作为创新题材“平民花中四君子”概念的提出者以及实践者，尤其通过他创作的数量众多、风格独特的向日葵的形象，可以充满乐观地期待，不久的将来，艺术史将象当初记载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那样，记录刘伯骏画向日葵，因为他开创了艺术史新篇章；尤其在这样一个讯息如此高效传播的时代，在网络上有刘伯骏4万条相关资讯的时刻，可以更为乐观地期待，很快，国人将相互传颂，中国也出了一个象凡高一样喜欢画向日葵的人，那人就是——90后晚来开花的巴山大隐刘伯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