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席（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现在有观点说，没有真正的批评家，都成了“表扬家”了，是这样的吧？这是社会风气使然。想当年，鲁迅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主义的乏走狗”，骂得多厉害，结果梁实秋没到法院告鲁迅，也没变成狗，后来过得很好，也没怎么样。今天的批评界，批评的人没有鲁迅的胆量，被批评的人没有梁实秋的胸怀，急了还会告你一下。做为媒体，对于直言的批评也不敢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大的批评家。我曾经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文章，讲了些真话，我觉得讲真话是应该的，不应该讲假话，可朋友见了我跟我说：“不错，你敢讲真话。”讲几句真话好像成了很了不起的事情。实际上，我讲的更真的真话都已经被删掉了。中国传统中最为崇尚的就是气节，这却是今天文人所缺乏的。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著名美术评论家）：
关于批评对于文艺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批评的一般原理，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是，批评家在运用批评，社会对待批评的时候，很难再原理之外表现出常态。经过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政治化批评的时代之后，商业化时代的美术批评的商业化已经在所难免。商业化时代的美术批评已经失去了它的崇高和尊严，像“人人都是艺术家”一样，“人人都是批评家”也将成为历史的必然。在这样一个时代，再来谈批评的原理、批评的标准、批评的责任等等，就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当代美术批评已经很难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它在商业社会中的转型，使批评成为商业的一种手段，是实现商业目的的最常规的推销手法。很难给当代美术批评树立贞节牌坊。人们也没有必要指责批评家的操守，社会风气大致如此，而社会需求决定一切，就难以苟求批评的真空。
朱其（艺术批评家、著名独立策展人）：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哪一个职业领域都有优秀者、平庸之徒和烂人，哪怕是在大学、寺庙和医院这些不该出烂人和邪恶之徒的地方。相对而言，美术批评界还不算太糟糕的，至少尚存几个学养颇深且能担当责任的批评家，像文学界、电影界、音乐界，恐怕连少数几个都找不到。人们曾经觉得艺术家都是梵高，但近年各个阶层涌入艺术圈后，发现亦有很烂的艺术家、不学无术的艺术家、利欲熏心的艺术家，有些艺术家逐利甚至比商人还赤裸裸。经过2005年以来的市场混乱和一些艺术家欺世盗名的乱象后，人们突然又发现批评家中原来亦有很烂的批评家、不学无术的批评家、利欲熏心的批评家。这样的事实其实存在很多年了，只是大家现在才如梦初醒。众人对批评家的失望情绪，如同少女对所爱慕的人失望一样，根本问题在于自己太过于单纯无知，或者没遇上过真正的批评家。
王进玉（知名青年学者、艺术评论家）：
当今，批评家没有批评的勇气和胆量，艺术家也没有接受批评的胸怀和度量，而整个社会其实也没有允许批评的环境和风气（尤其是制度上的保障）。政府也好，单位也好，个人也好，一方面在假惺惺地呼唤和鼓励所谓的批评，一方面却又在竭尽所能地诋毁和删除有关批评的言论和文章。其实他们呼唤和鼓励的批评，还是他们希望和需要的“赞美”。中国的很多现实其实很矛盾，也很操蛋！最不要脸的一类人，就是任凭你怎么去批评，去指出他的错误和过失，即便他心里也认为你说得对，却依旧不以为然、我行我素，还美其名曰“个性”。更有甚者还会发动自己的同党，找一大堆“堂而皇之”的理论，动用一切能够动用的媒体资源，大肆地来反驳你、推翻你，以此来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来证明他是对的，哪怕错的也是对的。这一现象，在当今文艺界表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书画界！
曹林（《中国青年报》首席评论员）：
非常有必要弄清批评和抹黑的界限，这对于形成对话可能、寻求社会共识和寻找最大公约数很有意义。一个言论自由度较高、健康开放的社会，会对“批评”做尽可能宽松的解释，而对“抹黑”作严格的限定，宽容看待批评，而不是动辄将一种言论上升到“抹黑”的层面。因为抹黑是一个很重的定性、很大的帽子，甚至要上升到承担某种法律责任的地步，必须谨慎定义。动辄将批评定义为“抹黑”，会堵塞言路让人不敢说话。
黑子（著名文化学者、文艺批评家）：
批评和抹黑绝非一回事，但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颠倒是非了。认为批评，特别是深刻一点的批评就是栽赃，就是抹黑，就是反动，就是制造矛盾，就不允许它的存在和传播。所以很多好的批评文章、正义一点的、尖锐一点的批评言论，基本上都被“莫须有”地抹杀了。删除得删除，举报得举报，反正不论三七二十一，只要出现“另一种声音”，某些群体和利益集团就敏感，就不乐意，就要压制和根除。很多时候大众是不清楚的，也是喜欢顺大流的，所以很容易就被忽悠、被误导、被利用，无意中竟成了他们的“推手”和“帮凶”。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比较好的批评出不来的重要原因。
周国平（著名学者、作家、哲学家）：
常常有人举着爱国的尺子评判人，但这把尺子自身也需要收到评判。首先爱国只是尺子之一，而且是一把较小的尺子。还有比它大的尺子，例如真理、文明、人道。其次，大的尺子管小的尺子，大道理管小道理，惟有从人类真理和世界文明的全局出发，知道本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之所在，方可论爱国。因此，伟大的爱国者往往是本民族历史和现状的深刻批评者。那些手中只有爱国这一把尺子的人，所爱的基本上是某种狭隘的既得利益，这把尺子是专用来打一切可能威胁其私利的人的。
